從無期徒刑到改判十一年,京都律師曹樹昌智艷軍再度聯手發力辯護

時間:2019-08-13 來源: 作者: 瀏覽: 打印 字號:T|T
  近日,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曹樹昌律師、合伙人智艷軍律師辦理的李某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上訴一案,最終由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將原審判決無期徒刑改判為有期徒刑十一年。

  引子

  本案李某某是香港金融界資深人士,畢業于全球著名的美國沃頓商學院(筆者注:特朗普及其女兒伊萬卡也畢業于此),獲金融專業MBA學位,先后在美國摩根士丹利、花旗銀行和匯豐銀行等知名投資銀行任高管。

  后來,李某某主動放棄在美國可以預見的優越生活回到了祖國。2004年在香港某知名銀行工作時,其在相關人(后關系惡化為本案控告人)的提議下離職共同創業成立私募基金,從投行轉身為投資,然而,猜疑和不幸就發生在了投資過程中。

  糾紛緣起

  該基金涉及收購陜西西安的一家地產項目開發公司,合同總價款3.87億元。在項目投資前,相關人通過自己的關系聘請了專業的房地產開發團隊,負責項目商業上可行性的盡職調查以及具體的項目開發;聘請了專業律師、會計師團隊對項目法律和財務上的合法性和可行性進行盡職調查。各專業團隊均未提出項目存在不可進行的風險。

  相關人作為基金和項目的負責人及投資決策者,除了李某某事事向其匯報,團隊向其匯報項目情況、風險和工作進展之外,還親自參與項目——與交易對方多次洽談協商、實地考察地塊、確定交易價格、安排與基金投資者溝通,另向第三方房地產業內人士咨詢、組建項目團隊、跟進項目進度、擬引入大型國企地產公司作為合作伙伴。

  另,該相關人還親筆簽署董事會決議和投資行為授權書,批準項目投資,授權簽約和付款。

  然而,相關人在基金付款1.935億元后打算停止項目運行,開始以各種方式和名義把付出去的錢要回來。其中理由之一,是因為李某某瞞著該相關人,在其不知實情的情況下違反基金的投資程序私自簽約、付款,使基金遭受了損失,是伙同交易相對方共同詐騙。

  當然,這一理由是相關人后來才想出來的,原來的方法是協商把錢要回來,可是交易方以合同為由要求相關人依約支付剩余的1.935億元,還向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提起了仲裁,相關人明知仲裁的被動,開始動起了刑事控告的腦筋。

  風雨來襲

  2012年平安夜,李某某在相關人的誘騙下從香港進入深圳,被西安市公安局抓捕,以其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采取強制措施,后被保釋。

  2013年5月27日,公安部對此案所涉問題向陜西省公安廳作出批復,后此案撤銷,李某某恢復人身自由。

  2014年6月19日,李某某被天津市公安局以涉嫌金額1.935億元合同詐騙罪被采取強制措施。至此,案件又一次進入訴訟程序。

  2015年11月16日,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李某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提起公訴,涉嫌金額3225萬元。

  2016年12月6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李某某合同詐騙1.935億元,構成合同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

  2016年12月12日,李某某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2018年11月14日,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經多次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延期后,作出終審改判判決。

  2019年7月5日,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李某某案作出二審判決,改判認定李某某收受3225萬元,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

  一點意見

  3225萬元的事情,是基金對西安地產的合作方在地產項目合作開始之前,為了幫助該合作方在香港開辦境內基金的境外平行基金而約定的開辦費等費用,并非行賄受賄款項。大量的客觀證據能夠說明幫助成立基金是在地產合作之前的約定,是公開的,不存在為了地產合作而進行的所謂交易;并且,所謂的行賄受賄,在雙方均否認指控的情況下,行賄受賄的認定不僅沒有證據支持,更有相反證據予以否定了。剩下的,只有控告人的故事和閃爍,以及現在的局面。

  兩場不能遺漏的金錢戰

  2016年12月6日,一審判決書在財產刑上判決沒收李某某的個人全部財產;2019年7月5日,二審判決書在財產刑上判決沒收李某某個人財產人民幣300萬元。

  2016年12月21日,一審判決書作出后,相關人向香港高等法院以其它項目為由故伎重演對李某某提起商事訴訟并申請禁令,要求巨額賠償($34,707,417.77),欲想趁李某某承受重大打擊和沒有任何辯護能力之時,在經濟上斷其生路。幸運的是,香港高等法院作出了公正判決,并指出了相關人的理由荒謬,故意隱藏關鍵證據、隱瞞其對項目情況和風險知情,毫無誠信,企圖制造假象、混淆是非、誤導法庭,故予以駁回。

  三點啟示

  本案辦理,持續了近五年,告一段落之時,如果說有啟示,則有三點。

  要堅持,不要輕言放棄。這話很平淡,但在絕境中能堅持的人并不多,我們很佩服我們的當事人李某某,以及他年邁的雙親和信仰基督的香港太太。沒有好的堅持,就等不到好的結果,雖然本案的結果仍然不盡人意,但也算是不幸中之幸運。

  司法之人,責任重大。法律不是兒戲,我們要對得起法律,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一點不特指本案,其他案件也同樣適用,具有普世之含義。無罪、無期、十一年,對司法之人,是某一天工作中某一個小部分,可是對于某個人、某個家庭,影響太大;不僅是個別的家庭,法律的擴散影響更是需要注意的,法律的被尊重、法治的被信任以及司法人員的尊嚴是從一個個案件中積累出來的。

  律師的價值,是要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什么叫發揮應有的作用,不是要隨波逐流,不是應因,而是要以調整、引導、作為等等方式來讓案件回到正常的軌道,就是起化學反應。如果公檢法可以自己單獨定案,那我們就沒有發揮化學反應的條件。但是既然辯護律師是參與其中的一方主要力量,就要起到化學反應,這是我們的價值,也是我們在案件中存在的意義。在我們所看到的卷宗材料中,也出現了中倫和金杜的律師相關的基礎材料,無論是在案件中從事什么樣的角色,無論是在非訴還是訴訟的領域,律師的價值都是一樣的。

  另外,在我們和李某某幾年的交往過程中,曾經連續幾個月在看守所的會見室里對幾千封英文的電郵逐一核對共同鎖定證據,那是執業以來絕無僅有的事情,這個案件所付出的辛勞和智慧以及尋求香港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的依法幫助等經歷,雖然現在已成過往,但讓我們對辯護律師這四個字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認識。